发表时间:2026-11-22 14:15
张一鸣最欣赏自己的特质是:延迟满足感。
在他的人生算法里,理性是对情绪的精准控制,他被形容为一台“没有感情的理性决策机器”。这种近乎冷酷的自我治理能力,让他在十年间把字节跳动推到了全球互联网的中心:TikTok月活突破20亿,全球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每月在刷它;抖音日活7.14亿,日均使用116分钟,抖音火山版月活6607万;红果短剧日活1.68亿,日均使用125分钟;豆包月活3.82亿,人均月使用时长143.7分钟。
但恰恰是同一个人,建造了一套以即时满足为底层逻辑的产品系统。你在抖音刷到的每一条视频,都是算法对“即时满足感”的精确计算。短视频以15秒为单元切割时间,以无限下拉消除停顿,以变量奖励制造期待,使用户的平均使用时长被拉伸到每天超过两个小时。
张一鸣自己对此有一个体面的说法:“我们不是在争夺用户时间,而是在填补被传统媒体忽视的需求”。这句话在字面上没有错,但它回避了一个更深的问题:被填补的那个“需求”,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需求?是在帮助人类更加美好,还是在残害每个抱着手机的人的身心?
很有讽刺意味的是,张一鸣的“延迟满足”,完全建立在满足大众的“即时满足感”上。
字节系产品的核心机制,是对人性弱点进行工业级的精准投喂,它们共同在做的事只有一件:把大众的时间成规模地收走,放进一个自己都察觉不到的牢笼,然后煅烧成字节自己的利润,同时将人的认知弱点转化为可规模化提取的资产。
张一鸣的聪明不在于他比旁人更懂技术,而在于他比旁人更早、更彻底地看穿了一件事:在信息过剩的条件下,人最稀缺的不是信息,而是注意力;而注意力最容易被捕获的方式,不是提供最有价值的内容,而是提供阻力最小的内容。他早年有一篇著名的文章,为Google关闭Google Reader叫好,理由是用户自订阅模式把信息过滤的责任推给了用户,而算法应当接过这个权力。这是一次关键的权力转移:从用户主动选择,转向系统替用户“选择”。用张一鸣的话说,“个性化推荐不需要用户做出任何选择”。
当选择被取消,认知就会被慢慢消耗。
斯蒂格勒将这种现象命名为“注意力的无产阶级化”:注意力本是人之为人的在场方式,但当它被持续的通知流和无尽的内容瀑布系统性地抽干,个体便越来越难以从事需要深度专注的活动:沉思、长阅读、持续的推理。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其中的悖论:数字平台让个体在“自由”的幻觉中完成自我剥削。你“选择”刷下去,你“选择”点赞,你“选择”留在推荐流里;但那个在做选择的“你”,其偏好已经被系统预先塑造到了相当的程度。
于是,“越来越傻”就有了一个比“智商下降”更精确的含义。它指的是认知能力的结构性退化:注意力从持续转向闪烁,理解从语境化转向碎片化,判断从审慎转向即时反应。一项实证研究发现,短视频应用的使用会降低用户的新闻知识,而算法依赖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;当用户感知到信息窄化时,这种负面效应会进一步加剧。其实,用户并非不知道自己被困住了,但“知道”本身并不足以构成挣脱的力量,因为系统所提供的“摩擦”太少了:无限下拉的设计,本质上是在消除一切让人停下来反思的契机。
而不能反思的人,只会越来越傻,因为人类几千年的文明,是从反思开始的。
张一鸣也曾回应过“信息茧房”的批评,他说“探索和收敛是一个平衡”,算法“是可优化的问题”。
这话在技术层面是诚实的,但问题在于,只要商业模型的核心仍然是用户时长和参与度,那么一个以多巴胺为通货的系统,不可能从根本上鼓励用户去做那些不产生即时奖赏的事:读一篇与自己观点相左的长文,忍受一段暂时不理解的内容,在沉默中等待一个判断成形。这些活动的共同特征是,它们需要“摩擦”,而摩擦在注意力经济中恰恰是应当被消除的“用户流失风险”。
这是张一鸣不想看到的。
张一鸣本人推崇“延迟满足”,推崇“独立思考”,推崇“长期和全局”。但,这些品质是他作为系统设计者所需要的品质;而系统对用户的要求,恰恰相反,它们需要用户即时满足。设计者需要延迟满足,以便持续优化那台制造即时满足的机器;用户被鼓励即时满足,以便为那台机器持续供给注意力和数据。这是一种精密的认知分工:极少数人练习理性,绝大多数人被训练成感性的零件。
张一鸣的聪明,在于他站在了这道分工的上游;网友的“傻”,在于他们被安置在下游,并且被给予了一种“自由选择”的体验,以至于很难意识到自己正在被选择。
在我眼里,张一鸣是一个极端诚实的工具理性主义者。他看到了信息分发的低效,用算法解决了它;他看到了注意力可以被度量、被定价、被交易,于是建立了一台高效运转的注意力提取装置。这套逻辑在商业上是自洽的,在技术上是优雅的,甚至在其早期阶段带有某种“信息平权”的解放性。但工具理性的问题从来不在它的效率,而在它对结果的沉默。当“满足需求”本身成为最高目的,而不再追问“什么样的需求值得被满足”“什么样的满足会削弱人而非滋养人”,系统就会在最优化的道路上,一路滑向对认知弱点最彻底的利用。
“越来越傻”不是网友的过错,而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状态。一个每天都在被算法迎合的人,很难保持浏览复杂体系化内容的耐心;一个习惯了15秒一个反转的人,很难再被那些缓慢展开的论证所说服。韩炳哲说,他者的消失会导致自我的膨胀与精神的“梗死”。推荐算法所做的,恰恰是在个体与“他者”之间设置了一层无限顺滑的缓冲垫:你永远不会被真正冒犯,永远不会被迫面对一个不迎合你的世界。而这种“不被冒犯”的代价,是认知边界的持续收缩,是认知感的不断消亡。
但是持续的选择“越来越傻”,这就是大众自己的错。你感觉你学到了知识,但都是被加工扭曲过的迎合你的胡萝卜;你感觉你身心放松了,那是因为你感觉放松的底线越来越低。而你的眼球、你的大脑、你的手腕、你的胳膊肘、你的腰椎、你的颈椎,都在变形。
张一鸣的“延迟满足”是他个人的修炼,但他所建造的系统,却以消除所有人的延迟能力为盈利条件。这种分裂本身,比任何单个产品的成瘾性都更值得警惕。
尼尔·波兹曼在《娱乐至死》中区分过两种技术文化:一种把技术当作工具,一种让技术成为世界观。张一鸣的聪明,在于他把算法变成了世界观,一种用“匹配效率”来衡量一切人类信息交往的尺度。在这个尺度下,让人停下来、让人不舒服、让人需要费力才能理解的东西,都是“低效”的。而“越来越傻”,不过是这种效率被推到极致之后,人在认知层面所支付的账单。
账单不会自动消失,它只是被转移了,从设计者的资产负债表上,转移到了每一个在深夜划着屏幕、却想不起自己刚才看了什么的人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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